饭疏食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。
朱子哲学不是基础主义、还原论的，而是生命哲学，其物理层面的意义从属于生命之理，而生命之理是贯通物理的。自一气而言之，则人物皆受是气而生。
有了自觉，爱物就成为人的必须的行为方式、生活方式而无任何外在的考虑。这实质上是生态哲学的问题。[2]《遗书》载二先生语，《二程集》，第29页。既然是生理，就具有生命意义，是自然界生命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，只是因其理不同而各有不同作用。浑然一体与混然一体是不同的，浑然一体是有机论的，混然一体是机械论的。
这是生命体验的问题，不是纯粹的认识问题。一元之气，运转流通，略无停间，只是生出许多万物而已。因为这是为了自己找到安身立命之地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目的。
总之，以儒家为主导的传统哲学，既不是向理论思辨方面发展，也不是向经验实证方面发展，而是向主体实践方面发展。程颐举这个例子，是要说明与自家性命有关的道德知识，并不是说明一般的知识。比如说心有虚灵不昧之意，可以具众理、应万事，但是若只是解说‘虚灵不昧是如何，‘具众理是如何，‘应万事是如何，却济得甚事。但是，更确切地说，中国哲学根本不需要思辨理性或纯粹理性，而是强调主体实践的意义和作用。
论者多以为朱熹重视道问学而忽视了尊德性，这是不对的。这就是庄子告诉人们的道理。
他的许多寓言故事都表现了这一点。有了这样的经验体会，斲起轮来能得心应手，随其所至而成方圆。这不能不说是受到重行的思维方式的影响。他自称能够实践，所以体会到许多圣人意思。
因此知和仁是联系在一起的。圣贤千言万语，都是教人实行，你不照圣人说的做，只是背诵圣人说的话，这是白读圣贤书，并不算真正读懂圣贤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在他个人的实践经验中体会出来的，仅仅属于他个人，只能得之于心而不能言之于口，只能应之于手而不能传之于人，哪怕是自己的儿子也不能够。一个人如果能以仁为己任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都能在完成自己的人格上下实践功夫，就会像孟子所说，以仁为安宅，从而享受到别人所没有的快乐。
一句话，辩而无用、言而无功。儒家为己的现世思维，表现为现实的伦理主义，同时又表现为自觉的道德修养。
尊德性属于心性修养即主体实践范畴，道问学则属于经验知识即客观认识范畴。[2] 如果不能实行，最好不要议论，议论而不实行，只能成为佞人、巧言令色之人，这比不议论还糟糕。
后来的宋明理学，把内圣之学看成是最根本的学问，是决定其他一切的。一旦实现了这个理想，找到了这个归宿，也就是人生的最大幸福，也是最大享受。曰：‘何其愈甚邪？曰：‘在屎溺。但要真正掌握这些知识，变成自己的真知，就需要亲自实践，这就叫学而时习之。孟子对于践形的重视，清楚地表明儒家把实践视为思维的根本原则。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空谈心性。
至于民间信仰道教或其他宗教者，大都是为了消灾却祸或益寿延年，许多祷告、符篆、口诀之类，都无不如此。这是精神上的最大满足。
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，死矣。[30]《杂学辨》，《朱文公文集》卷七十二。
寿天不贰，修身以俟之，所以立命也。强恕而行，求仁莫近焉。
轮人扁斲轮一生，在实践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，体会到许多真实道理，既不能太慢，又不能太快，不徐不疾，恰到好处。这种以实践、实用为原则的思维方式，重视直接受用，却明显地限制了理论思维的发展，它使人们转向以直接受用为目的的实践活动，而不去探讨自然界和宇宙的奥秘，也失去了这种理论探讨的兴趣。这与其说是出世主义的，倒不如说是现世主义的更合适些。他的道问学从根本上说是道德认识即道德理性的学问，不可能离开尊德性的实践思维。
道教理论家葛洪把长生不老作为人生的根本目标，人生的最大幸福。为己之学本来就不是给别人看的，而是为自己受用、享用的。
曰：‘何其愈下邪？曰：‘在瓦甓。确切地说，这是一种自我享受，因为它本来就是己有的，不是他有的，如同孟子所说的天爵、良贵，后儒所说的心中乐地。
[45]《抱朴子内篇·对俗》。正因为如此，真知最为真切，也必然能够实行。
由于得道从根本上说也是一个实践的问题，因此，他们又称他们的学问为体道或践道之学。理学家都认为，圣人不仅必须学，而且可以学，可以成，但是如何才能学而至于圣，却只有一个途径，就是笃实践履。理学家都很强调真知，以示同一般知识的区别。但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，都主张在个人实践中进行体验，这一点则是相同的。
真知不仅来之于实践，而且见之于实践，真知则未有不能行者[30]。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佛道，不必也不需要到现实生活之外去求佛，不必也不需要到主体实践之外去求佛。
孔子主张学《诗》，不学诗，无以言。这些知识都是前人积累起来的，对于儒者来说是重要的。
后来的嵇康，公开表示非汤武而薄周孔[32]，把儒家六经贬为糟粕，这同儒家陆九渊的六经皆我注脚在思维方式上也是一致的。可见，能不能成为仁人，不是认识到什么是仁就可以做到的，而是需要在应事接物中去实践。
